所以，法官只有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依法公正进行裁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过程。回应是善治的要素之一，对于公共权力而言，回应就是对公民的合法要求做出及时而适当的反应。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廉洁是善治的要素之一，它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三是法治，即要让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不难发现，法治贯穿于善治的所有这些要素之中，没有基本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善治的每一个要素都有可能发生性质的改变，危害公共治理，甚至导致恶政和劣治，最终损害公众利益。
其中法治就是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离开法治，善治的其他所有要素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积极意义。透明是善治的要素之一，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在一些情况下，法治并不能弥合分歧，抚平争议，解决纠纷，实现每个人的正义。
将两个明显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显得不太合理。例如两个国家骚扰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目力所及，美国示威和抗议民众并没有要求领导人下台，充其量是密苏里州的一个议员发微博要求州长下跪谢罪，这可以解读为美国制度在维护政体稳定上的优越性。小贩之死引发了全国震动，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骚扰。它的运转情况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
著名法学家朗富勒说过，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狮子温顺地躺在天使脚下，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明智的，物质资源充沛丰富，一切都是和谐平顺的，在这样的世界里，法治显然是多余的。这位18岁少年叫布朗，是黑人，案件发生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因此被称为弗格森案。
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18岁的少年，正午时分走在回家路上，遭遇警察盘问后，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少年身中多枪死亡。骚扰发生时，时任突尼斯总统已经连续执政二十多年，法治状况非常糟糕，民众权利得不到根本维护，执法队伍专断粗暴，纠纷无处解决，正义无此处伸张，小贩之死最终点燃了积蓄已久的民愤，最终导致了政体崩溃。不能因为法治对个案处理的结果可能引发骚扰就使用政治决断或是其他办法取代法治方法，也不能只在法治保护你的利益时支持它，而在法治给你带来麻烦时就反对它。 一个年轻人的死亡，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分别引发了骚乱。
进入专题： 法治的局限性 。正因为没有哪个社会是和谐的，法治才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又因为法治无法根本上消除不和谐，所以仅仅追求法治是不够的。但如果仅仅讨论法治能否避免骚乱这个话题，这种比较就显得有意义了——结论很简单，法治无法避免骚乱。 美国却恰恰相反，很多方面都堪称法治的典范
让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撑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活动进行检察监督，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其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和救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六大以来，强调要按照权力制约的特点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这是在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的基础之上，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领域拓展。
除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许具有某些不确定性外，实定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强化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在对其监督对象进行限定的基础上，还需要明确规范监督形式，而《决定》并未规定是直接监督还是间接监督，也没有提及是过程监督还是结果监督。无论是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检察监督），还是对行政机关行使或者不行使行政职权进行检察监督，都将成为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所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制度支撑。很显然，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审慎确认构成要件，采取合法、合理并具有实效的方式和方法。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检察建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应当以法规进一步细化其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的同时，强调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为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实行检察监督规定了路径———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将其与对行政活动的检察监督相结合，可作如下理解:（1）要认真贯彻《决定》精神，积极推进相关法规范的制定和修订，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进行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及保障措施。（3）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活动的监督。
这是因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这是对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在探索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的重要经验和实践成果的高度概括、总结和确认，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关于权力制约科学论述基础上的扎实承继和稳步发展。
检察机关加强对行政活动的检察监督，属于行使宪法赋予的职责。同样，对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检察监督也应当遵循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具体部门、具体领域和具体理论的束缚，从国家治理层面来全面系统考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的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但是，围绕检察机关具体应当对哪些行政活动进行监督、怎样进行检察监督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
这样，不仅指明了优化职权配置进行司法监督的具体内容，而且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另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进行制约和监督。限定了范围———聚焦于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
同样，接受检察监督的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对待来自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无论其内容是否具有可支持性，都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认真负责地予以反馈，履行好改正、完善和说明理由责任。对这部分行为，检察机关不能实行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201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中专项论述了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检察监督的公开，增加检察监督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其司法活动合法、合理、程序正当。
基于这一定义，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过，从其前后文的逻辑关系来看，以及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内容看，这里的司法监督宜理解为专指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情形。
一般而言，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运行的自身规律性，将有助于提升司法监督的权威性，有助于提升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实效性。
首先，需要确认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